1929年秋天，出身皖北贫瘠乡村的少年背起祖母缝的粗布行囊，踏上求学之路。只用一年便补完多年的学业，乡里人叫他“张秀才”。他在南京晓庄师范遇到陶行知，被评价为“眼里有火”，不久便因救国热情加入了地下组织，1935年完成入党宣誓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他被派往皖东、淮南一带建立新四军后方，既管物资也管账目，因精于整顿后勤而被称为“老会计”。在刘少奇推动干部下沉时，他将部队精简并分散到基层开展教育与医疗，使根据地运行有序。

建国后，面对华东财政与抗美援朝的紧张账目，他在会议上果断决定由华东承担一笔沉重经费，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时，毛对他的算盘评价带有调侃也有认同。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，尽管非科班出身，他迅速理顺经费分配、人才引进与设施建设，并亲自走访研究所，推动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。 球友会

在反右与政治整肃的高压时期，他多次为科技骨干说话。面对院内可能被列为“右派”的科研人员，他坚定提出保护名单，亲自送呈中央并向周恩来、毛泽东陈述科学家对国家战略的重要性，最终获得“原则上保护”的批示。后来在全国性的“灭麻雀”行动中，他把科学数据呈上最高层，促成对这一做法的审慎调整，避免了生态灾害后果。

1960年代他在核武、卫星、杂交水稻等重大项目中奔走调度，成为科研与行政之间的重要桥梁。文革期间他被调离科研系统，转而掌管财政事务。1975年在人大首次作预算报告时，他直言财政报数中的浮夸和隐患，推动了财政整顿。

进入改革年代，他主持价格、企业与财政体制改革的调研与方案制定。1984年在一次关于价格改革的激烈争论中，他以果断姿态阐明改革的必要性，多年来走访各地的实地调研成为他提出政策的重要依据。1987年他在内部讨论中率先提出建立证券市场的构想，并主持起草相关建议，为后来沪深两地交易所的出现留下制度性起点，被财经界称作重要的“零号”文献之一。 球友会

他一生忙碌于公事，却始终挂念家乡与长辈：1942年未能回家为祖母送终成为他一生的痛，每逢清明亲手题诗悼念。晚年常回老家祭墓，自觉“欠了亲情”。2015年深夜，他在北京病榻上辞世，按其遗愿灵堂陈设简朴，身旁摆着祖母的遗像。他的一生既为国家公共事务奔走，也始终带着对未尽私情的愧怍与怀念。